资本困局：银行竟成农村金融“抽水机”
“缺贷款，产业发展不起来;缺产业支撑，就没有就业岗位;缺岗位，劳动力自然外流。农村的发展像一个解不开的循环结。”近日，在全国政协经济委赴渝的一次调研中，石柱县一位干部描绘了这样一幅当地农村发展的尴尬图景。
这位干部的尴尬不无道理。当地的一份资料显示，“十一五”期间，这个农业县固定资产投资累计290亿元，但金融机构的贷款只有35亿元，仅占总投资的12.1%。2019年，该县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2.2%。
农村融资渠道的极度单一，使金融机构在当地难以促进产业发展。
更为紧迫的问题是，没有产业以及产业带来的就业岗位，农村本来充裕的劳动力被迫大量外流，一个个“空心村”就此诞生。统计显示，该县外出务工人数达14.4万人，而该县全部人口才54万余人。外出务工人数与当地就业人数之比，达到了1.8:1。
劳动价值最高的青壮年人口中有2/3外流，也即意味着石柱县与这2/3含金量最高的人口红利无缘。
“这些年，金融机构支农的力度在明显减弱。”一位当地乡镇干部曾做过调查，金融机构在农村的存款额这些年一直保持着旺盛增长，但贷款额却在大幅萎缩。
事实上，2019年，石柱县银行业存贷比尚有44.1%，但到了2010年，已降至36.3%，5年降了近8个百分点。
“农村的存款去了哪里?城市!银行在农村本该是金融‘输水机’，但现状却成了金融‘抽水机’!”一位颇为了解农村金融现状的人士感慨。
农贷谜题：财产亟须全流通
存贷比，是指银行贷款总额/存款总额。就银行盈利而言，存贷比越高越好。因存款要付息，是资金成本。如一家银行的存多贷少，就等于它成本高收入少。
可令人惊异的是，各银行在农村的揽储力度从未减小，但在农村的贷款不仅大幅萎缩，连经营网点都在做战略性收缩。
例如，石柱县人口54万，全县仅有银行机构7家，网点83个;彭水县人口68.3万，全县银行机构仅5家，网点73个。
在石柱县，2019年时存贷款差额是15.91亿元，但到了2019年，存贷款差额扩大到54.75亿元。短短五年间，银行机构在该县存贷款差额不仅没有缩小，反而扩大至近3.5倍。
许多重庆农业县的支行行长告诉记者，各银行在农村全面收缩机构和网点确实是不争的事实，有的银行甚至彻底退出了农村。
“不是银行不愿给农民贷款，而是现行法规和政策中，原本是为了保障农民权益的条款，如今成了阻碍农村信贷的巨大阻碍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支行行长称。
按照我国现行《担保法》和《物权法》，农民耕地、宅基地、自留地、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，除法律另行规定外，均不得抵押。而法律允许抵押的范围，也因登记不完善、法规不明确等原因难以抵押。
财产变现：农村金融待破题
众所周知，一个农民的财产构成主要是宅基地、房屋以及耕地和山林等，但一直以来，由于政策性保护措施，这些财产的属性是“静态资产”，极难变现。
来自石柱县的调查显示，该县农村人口约40万，以人均住宅建筑面积30平方米、村镇住房平均600元到800元的成本造价计算，这些农民住宅的价值高达72亿元至96亿元。
类似的调查，在该县银行机构中也进行过。结论是根据抵押物价值的60%计算放贷，则该县农民理论上可获得总计60亿元左右的贷款。此外，银行因放贷获得的直接利润将高达1.2个亿。
与此同时，在重庆高度关注民生，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全面开展的背景下，石柱全县要在3年内让农户增收11亿元。以投入产出比1:1计算，实现这项工程需追加投入11亿元;以投入产出比2:1计算，则需22亿元。
但综合石柱每年获得的产业补助资金以及县财政等额配套后，能够投入此项工程的资金尚不足2亿元。
9至20个亿的巨大资金缺口，寄希望于农户自筹显然不现实。借助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，成为了实现这一民生工程的关键点。
在全市开展的“三权”抵押贷款试点中，这一瓶颈正在被逐渐打破，但新的问题又出现。
按照现行农村金融政策，3万元以下的资金需求，可以通过农户小额信贷项目解决;50万元以上资金需求，因有工商企业担保贷款项目，也基本能解决。
但唯独作为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中坚力量，农村种养大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、农产品加工企业等群体需求最多的3万元至50万元的信贷，恰恰处在夹缝中，没有着落。
另一方面，因为农民的主要财产无法变现，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他们配合户籍制度改革，转户进城的步伐。
“丢掉农村的家业进城吃低保，确实是农民的最大顾虑。”一位村干部坦承，村民们向往城市文明，但对财产如何转化的顾虑是农民们最为挠头的事。
打造“恒产”：让农村“静态资产”“动起来”
“有恒产者有恒心。”这是孟子在2000多年前提出的观点。农村现行的金融政策，其最初的核心宗旨，也正是基于保护农民的核心恒产土地。
但随着农村生产要素由过去的土地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，这一核心恒产的主体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。资本，正在逐步取代土地，成为农民心中新的“恒产”。
然而，银行囿于政策限制，想贷不敢贷;农户受制于无效抵押，盼贷贷不了。两者处在金融杠杆两头，近在咫尺却无法携手前行，只有尴尬相望。新旧“恒产”的转化，面临大考。
“银行的苦衷在于无法平衡风险不敢与农民直接接触，农民的苦衷在于缺乏有效抵押物无法与银行接触，这就需要建立第三方平台进行对接。”全国政协常委、经济委副主任、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。
按照厉以宁的设想，重庆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村信用担保中心。由担保中心对农户贷款申请，负责农户抵押物的评估以及信用评估，然后再向银行进行担保贷款。
对于农村庞大的“静态资产”，厉以宁认为，重庆完全可以尝试建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，为农民提供一个将其“静态资产”变现为“动态资本”的平台。
“农民手中的‘静态资产’一旦开始在资本市场流通，就等于盘活了整个农村金融。”厉以宁强调，此举不仅解决了银行顾虑，更使农民进退自如。本乡务农，农民可借助贷款实现规模化、产业化;转户进城，农民则是“带资进城”，有了创业的底气和资本。
在他看来，让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，或许比住房更重要。要实现这一目标，重庆甚至可以在不减少农村耕地的底线下，探索诸如城乡居民合作建房等更多增加农民收入的创新举措。
“重庆是‘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’，实验区就要用好‘先行先试’的权利，争取在农村金融领域有所突破。”厉以宁表示。
资本，正在逐步取代土地，成为农民心中新的恒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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